中國社科院副院長、黨組成員王昌林在《求是》撰文表示，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麵臨新的空間和機遇。要深入認識和把握我國擴大內需的階段性特征。一是擴大內需進入到需要更加依靠擴大消費的階段，要更好處理投資與消費之間的關係；二是消費進入到從小康型向富裕型轉變的階段，傳統消費仍有較大增長空間，服務性消費將進入快速增長時期，新型消費不斷拓展消費空間；三是投資進入到優化投資方向、提高投資效益的階段，在基礎設施建設、科技創新和製造業投資、城鎮化建設、民生投資和“投資於人”等領域仍有巨大的空間和潛力。
釋放我國巨大的內需潛力，要大力提振消費，推進消費提質升級；優化投資方向，提高投資效益；完善擴大內需體製機製，增強內需發展動力。
內需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要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使生產、分配、流通、消費更多依托國內市場，形成國民經濟良性循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係。2024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2025年經濟工作作出係統部署，將“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列為九項重點任務之首。這是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科學把握國內外複雜形勢作出的重大戰略選擇，我們要深刻學習領會、抓好貫徹落實。
一、內需不足是當前我國經濟運行麵臨的突出矛盾
經濟發展是供給和需求相互作用的過程。一方麵，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和製度條件，決定了經濟潛在增長水平，決定著需求的對象、方式、結構和水平，新的供給可以創造新的需求；另一方麵，需求又反過來引導供給，為供給提供動力，一切經濟活動歸根結底都是為了滿足需求，沒有需求，供給就無從實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社會再生產包括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四個環節，隻有各環節順暢銜接、相互促進，才能實現整個經濟循環暢通運轉。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動態平衡是經濟實現平穩健康發展的基本要求，是宏觀經濟調控的基本目標。“必須統籌好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係，暢通國民經濟循環”，這是新時代我們黨做好經濟工作的一個規律性認識。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係，把擴大內需作為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著力點，內需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明顯增強。隨著近年來國內外形勢深刻變化，我國經濟發展中內需不足特別是消費不振的問題日益突出。2024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3.5%，比2023年回落3.7個百分點，增速大幅低於疫情前8%以上的水平。內需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69.7%，其中最終消費支出貢獻率為44.5%，較之2023年有所減弱。與此同時，盡管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增長3.2%，但民間投資比上年下降0.1%，連續兩年下降，出現投資增速放緩、企業投資意願偏弱等現象。內需不足導致一些領域和行業出現供求失衡、“內卷式競爭”以及物價低位運行等問題，已經成為影響企業發展、居民就業和政府稅收增長，造成國內大循環動力不足、循環不暢，製約經濟穩定增長的一個主要因素。出現這種狀況，原因是多方麵的。從客觀因素看，由於房地產供求關係、人口總量和結構等發生重大變化，導致住房消費、房地產投資以及孕產等相關業態增長趨緩。這是許多發達國家都經曆過的發展過程，也是我們發展中必然要經曆的階段。從政策因素看，支持教育、醫療、養老等消費的政策措施還不完善，一些領域的法律法規建設滯後，導致支撐消費升級的新供給不足。從體製因素看，我國收入分配格局還不合理，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仍然偏低，不同所有製、行業和群體的就業人員之間還存在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再分配製度對收入差距的調節效果不強，社會保障體係還不完善，第三次分配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有限，中低收入群體消費能力和消費意願不足。目前我國居民消費率為40%左右，不僅遠低於高收入經濟體70%左右的水平，也低於56%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這也說明我國擴大內需有著巨大潛力。
綜合起來看，當前我國經濟運行存在的矛盾和問題，既有需求側的，也有供給側的。在需求側，從消費看，部分人群有消費意願但支付能力不強，部分人群有一定支付能力，但因公共服務和保障水平不足而使得預防性儲蓄動機強烈，潛在消費需求難以有效釋放；從投資看，投資積累率較高，但缺乏較好的投資項目，大量資金進不了實體經濟領域。在供給側，矛盾主要體現為缺少原創性、顛覆性的科技創新成果，高品質、高性價比的產品和一些領域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足，供給創造需求的能力不強。對此，必須把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擴大內需結合起來，著力增強供給側創新能力，加快補上內需特別是消費短板，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均衡。
還要看到，擴大內需不僅是短期應對挑戰的重要任務，而且是我國經濟穩定發展的長期戰略之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最稀缺的資源是市場，市場資源是我國的巨大優勢，必須充分利用和發揮這個優勢，不斷鞏固和增強這個優勢，形成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雄厚支撐。從世界經濟史看，大國經濟的特征都是內需為主導的，特別是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萬美元後，主要經濟體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平均超過70%，其中居民消費的貢獻率平均超過50%。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各國特別是世界大國圍繞市場的爭奪更加激烈，個別國家利用自身的市場優勢動輒對別國威脅加征關稅，我國麵臨的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增加。在這樣的形勢下，必須高度重視擴大內需，建設強大國內市場，有效化解外部衝擊和外需下降帶來的影響，使內需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動力和穩定錨。
二、深入認識和把握我國擴大內需的階段性特征
當前，我國經濟正處在加快轉型升級步伐、奮力推進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階段，擴大內需的基礎和條件發生新的重大變化，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麵臨新的空間和機遇。
擴大內需進入到需要更加依靠擴大消費的階段。改革開放後，我國形成了高效的投資拉動模式，對促進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迅速提升經濟實力、改善人們生活發揮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總體看，經過幾十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後，目前我國大規模投資階段已經基本完成，近年來投資效益呈下降趨勢，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大幅下降，依靠投資穩增長的空間在減小、難度在加大。由於投資是間接需求，短期可以擴大需求，但從中長期來看，增加的是供給、擴大的是產能。而且投資的擴大往往伴隨債務的增加，在地方政府普遍債務較高和企業出口壓力加大的背景下，如果繼續長期保持較高的投資率，必然帶來總供求失衡、產能過剩等問題，進一步增加化解債務的難度。根據國際經驗，當一個國家進入工業化、城鎮化中後期，投資率呈現下降趨勢時，經濟發展就必然要轉向更多以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支撐經濟增長的階段。相關研究結果表明，我國居民消費在全球的占比，不僅低於一些主要經濟體居民消費的占比，而且相比我國人口數量、國內生產總值規模、資本形成總額在全球的占比也明顯偏低。因此，當前必須更加重視擴大消費需求，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消費重要而投資不重要，而是提醒我們要更好地處理投資與消費之間的關係，補上消費短板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必然選擇，投資特別是有效投資對於實現我國經濟長期持續穩定發展仍然起著關鍵作用。
消費進入到從小康型向富裕型轉變的階段。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巨大的消費需求潛力將不斷釋放出來。一是傳統消費仍有較大增長空間。以汽車為例，2023年我國汽車保有量為3.36億輛，千人汽車保有量近240輛，與主要發達國家千人平均400—800輛的水平相比仍有明顯差距，意味著汽車產業增長空間仍然巨大。又如，目前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麵積超過40平方米，住房條件明顯改善，但還有大量新市民需要購買住房，還有相當比例的家庭居住在需要解決加裝電梯、停車、充電等難題的老舊小區，房地產剛性需求、改善性需求以及城市更新需求都蘊藏著巨大潛力。二是服務性消費將進入快速增長時期。2023年，我國居民人均服務性消費占比為45.2%，而發達國家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萬美元之後，服務性消費比重普遍在50%以上。今後一段時期，人民群眾對高質量多樣化的教育公共服務、醫療健康服務、文化旅遊服務等需求將快速增長，首發經濟、冰雪經濟、銀發經濟發展潛力巨大。比如，作為美好生活重要內容的旅遊業正迎來快速發展期，“90後”、“00後”群體成為旅遊主力軍，“銀發族”的出遊需求大幅增長。又如，截至2023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約2.97億人，占總人口的21.1%，其中，80歲及以上高齡老年人口近4000萬人，失能老人超過3000萬人，老年人口的增加將對適老化改造、機構養老、社區居家養老、家政服務等提出巨大的需求。三是新型消費將不斷拓展消費空間。近年來，以智能家電、新能源汽車、直播電商、即時零售等為代表的新型消費產品和業態快速發展，為消費增長注入了強勁動力。未來一段時期，人工智能、生物醫藥、商業航天等深入發展，將深刻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進一步激發人們的消費潛能。
投資進入到優化投資方向、提高投資效益的階段。推進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擴大投資仍然有巨大的空間和潛力。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麵，經過長期發展形成了較為完善和超大規模的基礎設施網絡，但與建成現代化基礎設施相比還有較大差距，仍存在區域性、結構性、功能性短板，需要加大對水利、城市地下管網等方麵的投資。在科技創新和製造業投資方麵，推進科技強國建設，發展新質生產力，推進產業轉型升級，需要加大對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產業發展數字化和綠色化轉型等方麵的投資。以綠色轉型為例，據有關研究機構估算，要實現“雙碳”目標，今後30多年每年需要投資3萬億元以上，總計將超過100萬億元。在城鎮化建設方麵，2023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6.2%，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8.3%，城鎮化發展總體上進入從規模增量建設向存量提質改造、增量結構調整並重轉變的階段，進入加快推進城市更新、建設宜居韌性智慧城市的時期，城市改造提升潛力較大，新型城鎮化建設具有廣闊空間。國際經驗表明，在城鎮化率達到60%—70%的階段，城鎮化率每提升1%，將帶動同期的人均資本存量增加3.5%左右。在民生投資和“投資於人”方麵，目前我國在教育、醫療、養老、托育等民生領域還存在不少短板，2023年財政對教育、社保和就業、衛生健康、住房保障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超過40%，仍低於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未來還需切實加大對基本公共服務、保障性住房、生育支持等方麵的投入。
三、深度挖掘擴大內需的結構性潛力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擴大內需作出了全麵係統部署，明確要求，緊抓關鍵環節完成好2025年經濟工作重點任務，針對需求不足的突出症結，著力提振內需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我們要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擴大內需的重要論述精神，認真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策部署，采取切實有力措施，著力釋放我國巨大的內需潛力，紮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為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奠定堅實基礎。
大力提振消費，推進消費提質升級。從就業、收入、社會保障等關鍵環節和重點領域入手，堅持分類施策，實施提振消費行動。一是大力促進高質量就業，不斷提高人民群眾收入水平。穩住消費、提振消費的關鍵是促進高質量就業，多渠道增加人民群眾收入。要進一步加大企業穩崗力度，促進青年人就業，提高勞動參與率。大力發展服務業，支持新業態新模式發展，不斷創造新的就業崗位。二是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和意願。對教育、醫療、住房、生育和社會保障等存在“後顧之憂”，是當前影響居民消費信心和意願的重要因素。要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把促消費與惠民生結合起來，加大財政對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的投入，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和供給，健全社會保障體係，出台生育支持政策，切實提升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和信心。三是增加消費供給，大力發展服務消費。要進一步優化汽車、房地產等消費政策，加力擴圍消費品“以舊換新”，持續提升傳統消費。適應消費升級的需求和趨勢，擴大文化和旅遊消費，增加養老育幼服務消費，提供多層次醫療健康服務，提升教育服務質量，促進群眾體育消費，推動家政服務提質擴容，提高社區公共服務水平。把握以數字、綠色、健康等為特征的新型消費發展機遇，支持線上線下商品消費融合發展，培育“互聯網+社會服務”新模式，發展新個體經濟，大力倡導綠色低碳消費。
優化投資方向，提高投資效益。聚焦“補短板、增後勁”，充分激發民間投資動力，保持投資合理增長。一是更大力度支持“兩重”建設。圍繞推進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統籌用好中央預算內投資、超長期特別國債、新增地方專項債等建設資金，加強橫貫東西、縱貫南北的運輸通道建設，完善交通、能源等跨省區重大基礎設施體係，適度超前布局5G、算力、充電樁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加大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投資，持續推進產業智能化、綠色化改造。支持創業投資發展，打造人工智能、生物製造、商業航天、低空經濟等一批增長新引擎。加強現代糧食和農資倉儲物流設施、戰略性資源儲備基地等建設。我國民生領域蘊含很大的投資潛力，要著力促進教育、醫療、養老、托育等服務領域投資增長，實施好大規模技能提升培訓行動。二是大力促進社會投資增長。促進社會投資關鍵是企業投資要有利潤回報、資本要能保值增值，這是資本運行的基本特征和規律。要破除市場準入壁壘，穩步擴大製度型開放，實施規範涉企執法專項行動，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大力弘揚企業家精神，維護公平競爭秩序，穩定企業投資預期，增強發展的信心。三是加強新型城鎮化建設投資。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部署，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製度，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這既可以擴大投資，也能提振消費。要圍繞建設宜居城市、韌性城市、智慧城市和綠色低碳城市，加強城鎮老舊小區和城市危舊房改造，促進城鎮化品質提升。
完善擴大內需體製機製，增強內需發展動力。針對製約擴大內需的卡點堵點，加快推出一批標誌性改革舉措。一是優化投資和消費比例關係。把“投資於物”與“投資於人”更好結合起來，健全民生領域財政支出增速快於財政支出整體增速的機製，加強民生領域投資，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是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圍繞“提低、擴中”，不斷縮小收入差距，壯大中等收入群體。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再分配調節機製。不斷完善法律法規和配套政策，支持發展公益慈善事業，充分挖掘第三次分配對分配格局的補充調節作用。三是深化投融資體製改革。科技創新、綠色轉型、民生發展等投資與傳統的基礎設施、製造業、房地產等投資不同，對投融資模式提出了新要求，要建立政府投資支持基礎性、公益性、長遠性重大項目建設長效機製。做好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著力打造現代金融機構和市場體係，優化融資結構，疏通資金進入實體經濟的渠道。
內容來源：《求是》2025/05
責任編輯：張逸君
